男子带警方抓嫌犯时被追砍受伤 公安局拒绝赔偿

郭印龙近影

今日安报1月21日报道 2007年12月7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驻马店市对一起特殊的行政赔偿案进行调解。说其特殊，因为原告是在给警察带路时受到了伤害，他就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赔偿。而7年来，此案经三级法院的四次审理，结果都不一样——

为警察带路受伤

郭印龙是驻马店市某县铁路运输职工，1998年时承包经营县铁路招待所。2000年1月24日下午，郭印龙被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传唤到县公安局，询问他招待所一房间内电话盗打6000余元一事。郭印龙说，一个叫黄金华的人曾在此租房，除他之外，这房子再没人住过。郭印龙以为“交代”清楚了，就要求回去，办案人员却不同意，他只好在公安局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办案人员让他带路去黄家指认黄金华。他虽不情愿，但在公安人员的“盛情相邀”下，只得与身着便装的3名公安人员一起上了警车去了黄家。在路上，一个民警说，他曾去黄家办过案，黄的儿子拿刀要行凶，为了安全他们商量一个方案：由侦查人员周坡（化名）和郭印龙去黄家，其他人员在外面等候，情况明确了再进去抓人。

到黄家后，郭印龙与黄金华说了一会儿话，民警周坡确定黄金华就是要找的人，当即亮明身份，将黄金华迅速带走。这时却出现了意外，黄金华之子黄英（盲人）手执铁条叫道：“谁走弄死谁！”说着将大门关上。郭印龙高喊：“周队长，大门锁上了，你们等着我！”但无人答应。

黄金华的爱人质问郭印龙，为什么要带公安局的来抓人，黄英则从屋里拿把刀向郭印龙乱砍。郭印龙见势不妙，就向平房楼梯上跑去。黄英在其姐姐的指挥下步步逼近，郭印龙更加慌张，不慎从平台上摔到黄家外墙脚下，导致踝骨粉碎性骨折。

几分钟后，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把郭印龙救起并送到医院抢救，前后花医疗费近万元。2000年4月30日，经县中医院评定，郭印龙为六级伤残。

郭印龙犯愁了，他的妻子也是个残疾人，一直由他照顾。面对高额的医疗费，郭印龙不知如何是好。

要求赔偿遇拒绝

郭印龙认为，自己是在给警察带路时受的伤，警察没有保护好自己，理应赔偿自己的各种损失。2000年7月13日，郭印龙以公安局行政不作为致使自己受伤为由，向其提出13万元的赔偿请求。

可公安人员的说法则截然相反，他们说当时院内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发生任何争执，更没有得到郭印龙的求救信号。公安人员就没有发现郭印龙没有跟着出来，当他们把黄金华送到警车后，一看不见了郭印龙，就立即返回寻找，这才发现了受伤的郭印龙，前后不到5分钟时间。

公安局认为，与黄家发生纠纷是郭印龙受伤的直接原因，应由黄家赔偿，与己无关。不过公安局出于人道主义，还是给了郭印龙2000元钱。

2001年7月12日，公安局以郭印龙的伤是自己造成的决定不予赔偿。郭印龙不服，向驻马店市公安局提出了复议申请。同年8月19日，驻马店市公安局作出维持不予赔偿的决定。

在此之前的2000年6月8日，公安局以黄英涉嫌故意伤害对其立案侦查，并将黄英拘留一个月。黄家人认为，黄英是盲人，不可能去追打郭印龙，郭印龙的伤是他跳墙所致，与黄家无关。由于当时只有郭印龙和黄家的人在场，没有旁证，最后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对黄英不予批捕，黄英被释放。

就此，记者采访了法学博士、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任成宇。

记者：任博士，郭印龙为警察带路受伤后，应当如何维权？

任成宇：公民在协助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受到伤害，有两条维权途径：

一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本案是指，如果有证据证明郭印龙所受伤害系由明确的犯罪嫌疑人所造成，且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依法达到刑事追究标准，则郭印龙可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追究被告人对其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从本案介绍的案情分析，没有证据证明郭印龙所受的伤害系由明确的犯罪嫌疑人所造成，因此，通过该途径维权，在本案是行不通的。民事诉讼在本案是指，如果有证据证明郭印龙受到的伤害系由侵权人造成，则由侵权人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对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从介绍的案情来分析，侵权人是不明确的，且不能排除郭印龙所受伤害系意外造成的可能性，因此，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对郭印龙而言，同样是难以成行的。

二是，行政赔偿的途径。由于郭印龙所受伤害系因协助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所致，因此，对于郭印龙所受的伤害，无论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所致还是意外事件所致，无论公安机关对郭印龙所受的伤害有否过错，郭印龙都有权要求公安机关承担其因受伤害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从介绍的案情来看，办案民警根本就没有履行这种义务，是一种行政不作为，可以说，郭印龙所受伤害与办案民警在履行保护义务方面的行政不作为有直接关系。公安机关应当对因其行政不作为而给协助办案公民所带来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本案中，郭印龙能从黄家那里得到赔偿吗？

任成宇：从介绍的案情分析，郭印龙不能从黄家那里得到赔偿。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郭印龙所受伤害系由黄家某一个成员的犯罪行为或者侵权行为所造成。

三份不同的判决

2001年11月30日，郭印龙向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公安局的不赔偿决定，赔偿其各种医疗费、精神损失等共计13万多元。

公安局在答辩中称，没有证据证明黄英持刀威吓郭印龙，黄英在被拘留后仍未承认持刀的事实，根据现场状况来看郭印龙完全是自己跳墙摔伤所致，不应赔偿。

郭印龙说，如果没有受到威胁，自己干吗放着好好的路不走，非要跳墙。

2002年5月22日，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郭印龙的受伤与公安人员的不立即救助有因果关系，判决公安局赔偿郭印龙损失26810元。

对此判决，公安局大呼冤枉，向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02年8月27日，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2）驻行终字第58号行政判决。这个判决与一审判决结果完全相反：撤销一审判决，公安局不予赔偿。

这一判决对郭印龙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棍，他拖着残疾的脚又踏上了漫漫上访路。他申请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申请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抗诉。

驻马店市检察院认为“驻马店中院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提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2003年8月5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请求法院依法再审。2003年9月1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省检察院的抗诉后，指定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再审。

2005年11月11日，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再审判决。判决认为，本案中，公安人员将黄金华带走后郭印龙被黄英锁在院内，郭印龙是在协助公安机关执行职务中受到的伤事实清楚。但对郭印龙所述其是在黄英拿刀威胁，其向公安人员救助无果，才向黄家楼梯跑去并摔下，从现有的证据看，缺乏相关证据。郭印龙至今也提供不出其他任何证据证明黄英拿刀对其进行了威胁，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受伤是公安人员拖延时间所致。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足，不予采信。法院判决“维持（2002）驻行终字第58号行政判决”。

与上次判决不同的是，这次判决认为，郭印龙毕竟是在协助公安人员执行职务时所受的伤害，按照《警察法》的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其抚恤或补偿。因此，郭印龙可以依据该规定另行主张其权利。

记者：郭印龙可以申请给予其抚恤或补偿吗？这与行政机关的赔偿是不是一回事，二者是选择关系吗？

任成宇：无论公民在协助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可能伤害协助办案公民的客观危险，公安机关都有对协助办案公民审慎注意的保护义务。所以，针对本案，法院根本不需要查明是否存在协助办案公民“受到威胁、处境十分危险”这样的事实。因此，作为协助办案的公民，根本不存在需要证明自己“受到威胁、处境十分危险”这样的义务。事实上，协助办案的公民郭印龙受到伤害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存在办案公民“受到威胁、处境十分危险”这样的事实。

对于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是“举证责任倒置”，针对本案，即得由公安机关证明其履行了对协助办案公民的保护义务，如果公安机关证明不了，公安机关即应承担败诉后果。按照《警察法》的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其抚恤或补偿。但郭印龙获得的只能是赔偿，而不是抚恤或补偿。

高级法院一锤定音

官司打了5年，又回到了起点，一分赔偿款也得不到。几年来，他承包的招待所因他住院治疗而倒闭，13万元投资款也泡了汤。经济的破产，官司的失败，让郭印龙真的是绝望了，可是看到残疾的妻子，破碎的家，待供养的孩子，他又不能不选择坚强，他决心继续申诉，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打起精神，他又一趟一趟地跑郑州，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12月底，经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多次调解，公安局最终赔偿郭印龙5.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