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大将一生身经百战，他足智多谋、英勇顽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留下一幕幕精彩的篇章，成为我军英雄的百战将星群体中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在王树声大将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同样有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与坎坷，其中尤以浴血突出鄂豫皖、孤身突出河西走廊、胜利突出中原这三次“大突围”令将军刻骨铭心，也更使后人从中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他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顽强不屈的战斗作风。
浴血突出鄂豫皖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标志着鄂豫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时王树声任红十一师师长。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王树声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打了许多硬仗、恶仗，成为红四方面军能够独挡一面的重要将领。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红军总兵力扩大到了四万五千余人，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然而，红军的节节胜利却一步步地断送在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手中，一大批能征惯战的优秀指挥员也被这位外表“斯文”的张主席以“大肃反”的屠刀“清洗”掉了。王树声因当时负伤四个多月，正在后方养伤，且因“很少过问政治”和“特别能打仗”的缘故，幸未被牵扯进去。但他对张国焘的这些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和愤慨，但迫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形势也无能为力，他依然是一心一意地率军与敌作战。
本来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征战，已十分疲惫，应该抓住敌人尚未展开第四次“围剿”的间隙进行休整。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张国焘却命令红军西出平汉路，进逼武汉。此时，敌人已调集了30万兵力开进鄂豫皖根据地，寻机“剿灭”红军主力。没能得到休整的红军只好仓促应战。根据张国焘“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作战指导思想，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优长根本无法发挥，使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经过几次作战后，根据地不断被敌人蚕食，作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后被迫在方面军的诞生地七里坪与敌决战。而且在此期间，张国焘还以“肃反”为名杀害了许继慎等一大批他视为“异己”的优秀指挥员，使部队元气大伤。
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树声
在七里坪血战中，王树声率红七十三师与其他部队一道与敌恶战，全军以伤亡2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在战略上并没有达到歼敌一路之目的，根据地没能有效恢复，我军主力却在作战中受到一定损失，依然被敌军重重包围。经过数月苦战，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战越少，形势非常危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正当王树声率部与尾随而来的敌军血战之时，徐向前总指挥送来一封急信，告诉王树声方面军总部和主力已转移，要他指挥后续部队坚决抗击，掩护主力突出敌军的合围。
王树声率领红七十三师死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他适时组织部队实施反冲击，并亲自点兵组成敢死队，亲自率领突入敌阵地与敌肉搏，使进攻之敌不敢贸然出击，只好与我军暂成对峙状，保证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高层领导“黄才畈会议”的顺利召开。这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以少部兵力坚持根据地斗争，主力突围至平汉路以西，伺机打回根据地。主力突围后，因王树声没有参加会议，也不知道要走向何处、要走多远，只知道向西突围，同时还要指挥所部阻击敌人。就这样，王树声第一次带着失败后难以言表的心情，离开了他的故乡和他浴血奋战过的革命根据地。
孤身突出河西走廊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干扰下，三过雪山草地的红四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在此之前，王树声就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成为徐向前总指挥的主要助手。此时，病中的王树声还没能充分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欢乐，就抱病踏上了漫漫而又悲壮的西征之路。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殊死拼杀中，西路军遭到惨败，王树声也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幕。西路军惨败后，他经历了失败后心灵上极大的痛苦，但仍然志坚如铁，在祁连山游击数月后，又与战友分散，只好孤身穿越茫茫沙海，九死一生，突出重围，东返延安。
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后，西渡黄河，因不适应回民区环境，特别是不适应与马家军骑兵作战，首战古浪便遭重大损失。此时大病初愈且在长征中被张国焘剥夺了实际指挥权的王树声临危受命，兼任红九军军长，重新开始了他的一线拼杀。
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缺粮少弹，兵员无法补充，无法与马家军骑兵相抗衡，特别是由于所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部队损失惨重。倪家营子一战，红军被迫与马家军精锐部队激战，连王树声作为方面军副总指挥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像士兵一样挥舞着大刀与敌人肉搏，部队处境十分险恶，而马家军还在不断增加兵力。危难之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突围东返。王树声亲率红九军在右翼，他指挥部队突袭尾追而来的马家军骑兵，一下就打乱了敌人阵脚，此战取得了较大胜利，但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却让这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命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部队无奈又入重围，一次次遭敌攻击后，被迫又一次决定突围。这次突围，王树声亲率红九军开路，一路上他指挥部队不断与阻击的敌人作战，并多次亲自率骑兵接应被围的部队，当他退入祁连山赶上总部时，红九军已经几乎拼光了。在一个名叫石窝的山头上，西路军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并将现有部队分成三部分，其中由王树声率领由红九军余部和一百多骑兵及其他人员共400多人组成的右支队，在祁连山右翼打游击。在目送方面军首长和其他战友离去后，王树声也率部向大山深处走去。
王树声的这支部队在大山深处面临弹尽粮绝的危险，而且依然没有摆脱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人员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只能靠吃野菜或间或向山民讨点吃的为生，还要时刻注意躲避马家军的搜剿。最后，历经千难万险的王树声终于率领仅存的8名红军战士走出了祁连山。然而又不小心走进了腾格里沙漠，沿途还不时遇到敌人的袭击。最后只剩下王树声一人沿途讨饭，九死一生，于1937年初夏回到了延安。他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西路军失败的经过。他恳切地说：“部队打了败仗，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红四方面军的烈士们。”毛泽东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介绍他到抗大学习。
胜利突出中原
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然而蒋介石却要抢夺革命的胜利果实。王树声又一次担负重任，他率部分干部和部队前往中原，与在那里活动的部队一起组建新的河南军区，并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受命组建豫西纵队。其后，所部又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起组成新的中原军区，王树声任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的成立，犹如一把尖刀插进了中原大地，肩负起了保卫中原前哨的重任，使国民党部队无法控制中原，前出华东、华北和东北，成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战略全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支援了我军在其他战场的战略展开和作战。
国民党反动派决不甘心中原为我所占，叫嚣要聚歼中原解放军，重演第二次“皖南事变”。为保存实力，我中原解放军于1946年6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由此也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的王树声，率部从南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第三次大的突围，尽管将军也是惜别部队历险返回解放区，但中原突围不仅从战略上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掩护了我军在华东、华北和东北战场的战略展开，而且保留了部分主力部队，所以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次胜利的大突围。
突围命令下达后，王树声率领的由第一纵队组成的南路军经鄂中向西突围，他指挥部队拼死冲过敌人重重设防的平汉铁路，在后有追兵和空中火力威胁的情况下强渡襄河。经过约一个月的突围作战，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到达鄂西北地区。王树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鄂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将所属部队改为三个支队，开展游击作战。经中央批准，1946年9月1日，王树声任新成立的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书记和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标志着突出敌人重兵围困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斗争时期。
但此时情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鄂西北虽然山多人稀、地势偏僻，但在军事上却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国民党不会容忍我军在此“生根”，所以对王树声领导的鄂西北军区又实施了重点和更加猖狂的“清剿”。王树声一面指挥部队与敌人打游击，一面还要做好部分同志的思想工作。他形象地说：“我们就好像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搅得蒋介石是睡卧不安”，教育大家要通过艰苦的战斗牵制敌人，配合其他战场作战。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当地的敌情、地形、群众及经济条件下部队难以立足建立根据地等实际情况，向中央和中原局建议适当时机部队跳到外线作战。后来，中原局批准了他的建议，于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根据指示精神召开“老观窝会议”，决定除少数部队在原地坚持游击战外，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同时决定王树声等年纪较大、身体不好的领导同志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化装转移到山东、华北解放区。
王树声又一次要离开自己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又一次离开自己亲自指挥的部队，他的心情十分难过，在依依不舍中甚至有几分愧疚。他要其他同志先走，自己表示要再留几天，把工作安排妥当再走，随后才在地下党的护送下离开部队。一路上他扮作小老板，辗转荆门、武汉、南京、上海，到达山东解放区，最后又到山西晋城参加了原中原部队领导人的“高干会议”。在会上，他作了长篇反省报告，对自己未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任务而痛心，恳请组织给予处分，并再次给予“戴罪立功”的机会。其后不久，于1947年8月，王树声又一次毅然告别妻子和儿子，谢绝了战友的挽留，追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重返大别山。他以“誓将奋斗会中原”的英雄气概，在不得已突出中原后又开始了收复中原的新的战斗。
王树声大将一生给我们留下许多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与豪迈，令人称道与回味；然而，在他军事生涯中可以称作是不得已的三次“大突围”，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坚贞不移的信念与忠诚，令人钦佩和敬仰。